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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盡黃沙始到金—記耀縣水泥廠前副廠長趙瑞春
發布時間:2019-5-13  瀏覽次數:8437 次  來源:山猫体育直播

文/《中國水泥》記者 沈 穎

狹窄陰暗的樓道,水泥臺階的緣在歲月的磨礪中經殘缺不屈,走漏了這座樓房的樓齡—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蓋的,三十多年。趙瑞春,曾經的廠級干部,現在住在這里,顯示了他的清廉和堅守。“是啊,其他的廠級干部搬到西安了,”說起這個話題,趙瑞春的語調里透著幾分苦澀,幾分無奈。沒有在這個話題過多的盤桓,他就切入了采訪的正題:“我的乡里是遼寧黑山縣,小時候,因糊口困難,合家從黑山搬到北鎮縣,那是解放前。”趙瑞春帶東北口音的普通話說得一板一眼,不緊不慢,适值是便于采訪者記錄的節奏:“我的父母不顽固,送我上私塾,我記得那時坐在大炕上念三字經、百家姓。1949年自由,繼續上小學,畢業后到阜新縣中學學習三年,山猫体育直播學校。”

開明的父母使趙瑞春的命運因哺育而得到了躍遷,從此他和建材工業結下了不解之緣。1956年畢業后,他分到了北京琉璃河水泥廠學校教書,一年后,被調到耀縣水泥廠籌建處,那時叫“西安水泥廠”他的人生旅途開始了在黃土高原的跋涉并定格在這片黃天厚土之上了。

宇宙玄黃,世界洪荒是「千字文」的第一句,他曾在学校背誦過,但幾歲的孩童對懵懂不知。天是青黑色的,地是黃色的,天下形成于混沌蒙昧的狀態中。就是這個意思吧?為什么說的是黃的,而不是黑的?他的出生地東北,便是黑土地。他找了些資料,對這片和他相依為命的土地有了的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黃河流域的文化。黃河是母親河,從昆侖山發源,匯集于星宿海,過磯石山,經九曲十八彎,從西北高原流淌下來,同時帶下來黃土造成了沖擊性平原。那水的顏色是黃的、土的顏色是黃的,農作物黍、稷是黃的,是以說地黃。耀縣地處鄂爾多斯的臺與渭河的臺之間,具有高品位石灰石資源,有取之不盡的黏土和豐富的煤炭資源。西銅鐵路從境內穿過,能够直達隴海線,陜西處于我國主题,輻射全國各地,具有巨大的依托功效。

“亞州一號”的龐大計劃正雄心勃勃的在黃地皮上實施。待趙瑞春來到耀縣,理解籌建處確是名副其實,一切尚在籌劃而沒有落實,他們這第一批建設者們,連起碼的栖身條件也沒有。他被臨時安排在火車站的機車庫里住,同行者有的住民房,有的住窯洞。籌建處分為人事、原料、設備供應三個處,趙瑞春分到了供應處。耀縣廠三臺3.6/3.3/3.6×150米的窯筒體,放在用鐵絲網圍住的廠區內,有公安處的戰士持槍守衛,這使得“亞洲一號”多了些神秘色彩。在國家订定的“一五”計劃中,、昆明、江油、永登、耀縣等幾家水泥濕法生產線列在156個重點項目之中,选取的均為前東德的設備。這是一條傾舉國之力的“威權主義發展方式”的經濟路線,近年來,經濟學家對這條路線重新做了梳理和解讀,但在當時,是被奉為圭臬而崇拜、執行的。這些不屬于趙瑞春他們考慮的范疇。耀縣廠三條生產線,設備規模、年生產能力居首位,是实事求是的“亞洲一號”,這些元素都是觸發趙瑞春自豪感與興奮點的引信,而生活上的諸多未便引發的負面情緒在這樣的感覺中消散了。人和設備來,空曠的廠區终日比成天熱鬧。

1959年,土建施工完成,家屬宿舍蓋起來了。趙瑞春調入生產準備科。1961年初,三號窯設備安裝完畢,準備試生產。同時二號窯、一號窯在建設中,這種建設生產的施工方式,不妨節省時間,加快節奏,但也容易造成某些工程環節不到位的隱患,但一切不和諧的成分淹沒、消弭于熱氣騰騰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涨中了,至1962年尾,三臺窯都開始了正式生產,經過一年的調試,1963年合座達產達標。生產出來的42.5號水泥專供三線建設。在三條生產線的建設中,趙瑞春以技術員的身份磨練與錘煉,有焦慮、勞累、痛苦和煩惱,更有收獲、成绩、忖量和升華。社會的放诞,廠區的變化,職位的升遷,學習的困惑,都盡在个中。他的“歷史”在改寫并被再度辨識。廠領導對他的使用是“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耳,試之之道,在所能而已”。

隨著工程進度的變化,趙瑞春的角色不斷在生產者和管理者之間切換,他由生產準備科調到了生產科,又從生產科調到了機動科,專司設備制造、供應、維修包含大、小修的施工管理工作,不知不覺中,他成為了别名的“全能型”干部,符合了一個及格的水泥生產者和管理者的特質與品性,他的思維廣闊與。

未幾年,他由生產調度升迁為車間副主任,原來的鉗二班班長升為調度,二班班長空缺。二班何人可堪一用?他看中了蘇盛柱。老蘇是復轉軍人,論人品、才能固然沒得挑,但老蘇顧慮二班十幾個工種,技術要求高,無法勝任。幾番勸不可,趙瑞春著急了:那就投票選舉吧!選舉的結果是蘇盛柱。蘇盛柱沒有辜負趙主任的渴望,鉗二班在他的帶領下,生龍活虎,團結,月月超額完成任務。那個年代從未有過“民選干部”,趙瑞春可謂是“形形色色降人才”,敢開風氣之先。

耀縣水泥廠從建設階段平穩過渡生產階段,三座高聳入云的煙囪,三臺緩慢轉的回轉窯,挺拔的圓筒倉,壯觀的聯合儲庫,有隆隆作響的磨機,架空索道上穿梭往復的料斗,無一不在顯示“亞洲一號”的雄姿與气力。即使在暴雨驟降之時,沒有一刻的停歇。即便如此,廠門口每天那長龍般的待裝水泥的車輛,還是引人注目的一道標識。水泥是國民經濟的先行官,無論干什么,缺了它不成。

時間如白駒過隙,來到了七十年代。對于那場轟轟烈烈的運動,趙瑞春作壁上觀,從不參加什么派別。他恪守著做人的底線:干活就是擁護黨。在那些日子里,令他刻骨銘心、無法忘懷的是四號窯工程了。

1972年,為提高水泥年產量,經廠領導查究決定,一個大膽的設想橫空出世:籌建四號窯。說其,并非是因為完全选取國產設備的巨大風險,并非是面臨從資金安裝施工生產的無數困難,而是因為決定是在那個時期做出的,因为眾所周知的身分干擾,1967年全廠水泥產量從64.5萬噸下跌至28.4萬噸,1968年,生產水泥一十七萬噸,在如斯動蕩的時局之下,一頂“用生產壓革命”的帽子,足以讓所有的努力付之東流。這個與國家五年計劃有著思想上的傳承、與當時的形勢具体對立的決策,其中的邏輯關系怎樣搭建,論證過程奈何完成,由于當事人大多離世,似已無從知曉,趙瑞春記得,沒有人提出差别的意見。

然而,設備運來,卻沒有安裝,原由是安裝公司要價高,是否還有其他原由,不得而知。,一年多的時間里,窯筒體、托輪等部件橫七豎八的躺在荒地草叢中,像亂葬崗子遺棄的骨骸,風吹日曬,霜降雨淋,蒙塵藏垢,銹跡斑斑。

四號窯何時才能安裝?

在一次中層干部會上,時任黨委書記兼廠長的楊治政提出,能不能自己安裝四號窯?一句話,好像點燃了耀水人心中的火焰,機修車間工人楊恕海向廠黨委寫公開信,“把戰斗任務交給我們吧”, 從此, 揭開了耀縣廠自力更生安裝四號窯的序幕。機修車間创办了四號窯安裝指揮部,黨有智任總指揮,趙瑞春任副總指揮,下設安裝大隊、工程安裝組、宣傳組、后勤保障組。擴建四號窯說起來是一句話,可干起來困難重重,要解決好一邊生產安裝的抵触,拖運、吊裝、焊接的困難,還有生產與擴建場地銜接的難題……

具體的籌建任務落在了趙瑞春的肩頭。之所以敢接手這項工作,是因為他心里頭有一本賬:機修車間的工人大部分參加過建廠時的設備安裝,宋興虎的焊接技術受到德國專家的稱贊;磨機安裝交給經驗豐富的宋長有,還有,每年的設備大修都是機修車間承擔,什么樣的難活干過?四號窯工程最關鍵的是窯體安裝,安裝上了窯體,任務完成了一大半,建廠時的三座窯都是經他手安裝的,以是,他有底氣,有信心。這,那,最大的困難是資金問題。如何解決這個難題?趙瑞春在思索中發現,人們易在的現實中,依照的思維范式,被特定的措施系統操控。即便不喜歡,大多數人也不會訴求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說,恰是古人在塑造著后人。現在须要的,是从头切回到自我的視角,找回合适現實的魂魄依托,催生個體的主動行為。

趙瑞春上學的時候,看到同學穿新衣服,有零花錢,從不開口找怙恃要。他理解,父母供他上學不便利了,不能給他們增加負擔了。現在,在人非物是的恍惚中,同樣的感覺又回來了,國家,即是母親的同義詞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容尚沒有改觀,處在一窮二白的階段,一切要因陋簡,土法上馬,決不能和廠里講任何條件,只要完成任務,就沒有掉鏈子,沒有辜負領導的相信,稱得上“水泥工作者”的稱號。他找到了久違的真誠與,懷著的“不給母親添麻煩”的神色擔當起四號窯工程的領導職責。

為貫徹少花錢、多辦事的原則,他決定除大部件外,能自身制造的,自己解決。有道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四號窯的糧草庫是機修車間。擴大了車間面積,原有的三噸吊車為五至七噸的吊車,有了大廠房大吊車,趙瑞春松了一口氣,75%的窯配件能够加工制造了。此時的趙瑞春,是一身兼二任,負責四號窯的建設,負責機修車間的擴建。

為了加工托輪,定制了2.5米立車,后增加了五米的立車,并自制了鏜床、刨床、滾齒床、2.0、3.0車床等,中小型配件的毛坯、成品可以加工制作,大的配件如大牙輪,小的配件如窯用鉚釘,不在話下。這里又是一句古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巴望一蹴可就解決合座問題也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愿。因为經驗不敷,他們遇到過困難、波折。譬如,窯大牙輪的毛坯沒有回火就加工為制品,導致變形。通過這個事变,他才對熱處理的四種工藝:退火、正火、回火、淬火,有了的領悟:淬火后的鋼件一般不能直接运用,因為淬火鋼的硬度高、脆性大,直接利用發生脆斷。通過回火不妨消除或減少內應力、降低脆性,提高韌性,使工件在利用中不發生組織改變,保證工件的形狀、尺寸不變。接受了這個教訓,以来,所有的鋼配件加工前回火成為必需的一道工序。

大牙輪的整形,他也是搜求,一點點地找出規律,找到方法。先是根據系數,算出脹縮數據,通過幾次加熱,達到合適尺寸,从新冷,經三次測定變形量,小于一個毫米,算成功。整形须要一周的時間。

四號窯的安裝成為當時語境下的一個奇觀。四號窯工地在三號窯旁邊,每天,一邊是噴吐著煙塵的回轉窯,轟鳴的磨機;是上百人嗨喲、嗨喲的勞動號子,此起彼落的指揮吊車的哨子聲。夜间,生產線與工地的燈光交相輝映,上下呼應,是繁星點點,是溢彩流光。生產與擴建,諸工種交叉作業,給施工調度帶來出乎意料的難度。在四號窯安裝現場,看不到結構龐大、機構復雜且充滿現代化魅力的門座起重機或橋式起重機,連一臺電控機構的起落機也沒有,看到的是“螞蟻徙迁”的場景:窯體運輸选拔卷揚機牽引拖排滑移遞送的想法,這種办法需要設計一只鋼拖排,部署在多根Φ200厘米的鋼管上,前面用一臺牽引卷揚機拉動拖排,每前進一步,着末的那根鋼管脫離了拖排,幾個工人將重荷的鋼管抬到拖排前,如斯周而復始,將筒體一點點、一寸寸的運到目的地。 筒體幾十噸重,從火車站臺運安裝現場,有一公里路遠,途中還要經過质料車間和化驗室兩個90°大彎。拐彎不同于直走,需多個卷揚機從分别对象拖動,用人絞的絞磨生拉硬拖,拖排下的鋼管要鋪成扇形,能力轉過。

窯體吊裝是四號窯擴建工程的關鍵,此關過不去,后面的活無法接續。廠里借來大同水泥廠自制的龍門吊,粗重的四根立柱和橫梁,都是工人用絞磨和拔桿,將大型龍門吊安裝起來,吊車的安裝处所至關重要,這是技術活,是力氣活。指揮窯體吊裝,不得絲毫馬虎认真,否則,會釀成大禍。需詳細觀察現場,考慮筒體的支撐點放在何處,暗语在什么地点,都要一一確定好。為保證新筒體一次吊裝到位,預留的尺寸準確,既不能太大,太大焊縫太寬,不僅延長焊接時間,更保證不了焊縫質量;不能太小,太小筒體不便当吊上去,有不妨卡在兩節筒體中間。起重班班長呂永福負責窯主體安裝,老起重工宋紀元師傅負責輔機安裝,他們站在高臺上,嘴上噙著銅哨,一手持紅旗,一手持綠旗,巨大的窯體隨著哨聲前后左右的移動……

窯體的安裝,現在廣泛采取激光經緯儀找正筒體,氣體保護藥芯焊絲自動焊接,而在當時,是個出格棘手的“大活兒”,既需要扎實的理論知識,又需要豐富的實踐經驗。建廠之初,趙瑞春曾經歷過三臺窯的安裝,他心里有數,部属有活,既是指揮者,是施工者。筒體焊接找,145米的窯長誤差幾個毫米,否則得返工。找正的測量工具是趙瑞春根據經驗猜测出來的,現畫圖現制作。鉚、鉗、電、焊四大工種是主力軍,干完成天的工作量本事回家,良多工人干完已是午夜十一二點,累得飯不吃、澡不洗,回家倒頭便睡。趙瑞春看著實在心疼,此后工地上安排了一頓飯,那就是工人的加班補助。

焊接工作是三班倒,連續焊,焊接時要加熱保溫,焊接后需用碳棒再保溫;對焊接精度的要求一點不能馬虎,技術人員拿著放大鏡檢查焊點。他們是白天黑夜地跟在工人的后面連軸轉。

宇宙上有純粹的人么?無論怎么,起碼在四號窯的工地上,趙瑞春是純粹的,工友們是純粹的。他們好像戰場上的董存瑞、黃繼光,早已置生死于不顧,只一門心思:完成任務。

什么是純粹?一言以蔽之,即是擁有一顆干凈的心,世俗不是羈絆,名利不是約束,明白自身內心须要寻求的是什么。一群吃力忙碌、刻苦耐勞的“ 工蟻”,圍繞著體積巨大的待運設備,采用簡易、簡單、簡陋的主意,憑著實干、苦干、巧干的勁頭,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發揮到了極致,把吃苦耐勞的魂魄發揮到了極致,把對國對廠的耿耿忠心發揮到了極致,使人想起了小米步槍與飛機大炮的喻比,金戈鐵馬的戰爭歲月已過去十多年,我們依舊必要戰場上的灵魂支撐、承擔、應對一個個戰役的嚴峻考驗,這種精神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四號窯建設從1972年籌建,1974年正式安裝,1976年9月點火試產,達標達產后年產量二十二萬噸,全廠水泥年產量達到了九十萬噸。四年時間,近1500個日日夜夜,趙瑞春時沒晌地泡在工地,一個月一個月地不回家。家在廠區對面的工人村,相距不過六七百米,騎車回趟家不過五分鐘,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他是守在家門不入。筒體吊裝、焊接、找,現場只有他一個技術員,只有他負責;施工管理兩肩挑,生產設備扛。日间施工在現場,夜晚繪圖在車間。有那臺國產篦冷機,讓他耗盡了心血。

昔日一切消逝,但關于四號窯的故事處于現在與過去的雙重時態的轉換之中,由一個個彼此交錯的情節層壘堆積而成。逐漸展開忘懷的歷史場景,你會發現,文革中的四號窯工程之所以能夠知難而進,砥礪前行,廠領導的決心、工友們的干勁、趙瑞春的堅持起了關鍵性功用。假设讓故事的時間退回四十年前,重現當年場景,可能看到一條文革后期關于工業路線的獨特光譜,與當時報紙、電臺時興的宣傳口號恰成鮮對比。趙瑞春沒有想這么多,無任何堪稱遠大或形而上的追求,他所能做的即是克勤克儉,行勝于言,事無巨細要預料到,操心到。他懂得,完成四號窯工程,是國家的必要,是正在失血的母親的需要。所有后來的褒獎都是遲到的饋贈,是在指点人們,在當時的處境下,做這樣的事是有意義的。在這個意義上,四號窯工程是對驰名的“抓革命,促生產”口號的一個逆襲,既寄托了他們的個情面懷,成為耀水人的集體記憶。

四號窯工程是一個現代化的隱喻。它所折射的,是現代的工業文明對傳統的農耕文明的切割與重組,從而明示,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四號窯工程是個載體,讓耀水人壓抑幾年的對于勞動的激情,對于工廠的熱愛,對于共和國苦難的思索,得到了一次徹底发泄的機會。趙瑞春從中也得到啟迪,或說是一種魂魄上的洗禮,升華。他有理由感觉自尊,在那樣條件下,他完成了任務,他和其他工友們的汗水連同心血,澆灌在四號窯上,澆灌在從熊熊窯口流淌出來的青灰色的料子中。

無論怎么,四號窯的建設在耀縣水泥廠廠史上都是值得大書特書、永垂史冊的一件大事。它的意義在于:是在文革這個時期決策的;基本上是利用本廠資金和技術力量,在本廠人員的統籌管理之下興建的;有力支援了當時的西北地區的建設,并重新奪回當時全國水泥年產量第一的桂冠。

采訪中初次見面的禮儀性漸漸消散,漫談式的交流主導了談話氛圍,這更有利于獲取被訪者的一些細節。是的,有個細節筆者剛剛得知,指揮四號窯安裝的趙瑞春,只有一個腎。

一個腎?趙瑞春有些不太情愿地談起了事情的緣起。

話要從那個饑荒時期說起。1960年為解決職工的吃飯問題,廠里在照金辦了個農場。趙瑞春适值年富力強之時,被派去“勞動鍛煉”。一年后回廠,突發瘧疾,冷,蓋幾床被子也不成,后吃了幾片消炎片算消停,但從此種下病根,成了伤风的伴侶,只要伤风發作,但他也沒放在心上。把全部身心用在事業上的人,一般有這個共性,從不注意自己的存在狀態,吃穿用行,儀表表面;家庭、身體,以致小恙拖成大病。一次出差,他在火車上發現小便帶血,這到西安主题醫院檢查,化驗結果是泌尿系統有問題,入院查,是腎結核,需做手術摘除。趙瑞春萬沒有料到自身會得這么一個大病,他年輕時算是個運動員,好打籃球,開運動會拿手的項目是五千米長跑。

這腎病從何而來?医师仔細考究了他的病情病源,得出結論:在農場勞動時常喝的坑里的臟水,习染了肺結核菌,結核菌落在腎上,導致了腎結核。分析的結果,還是工傷。但他沒有將病作為和廠里討價還價的理由,腎少了一個,活不少干。雖然說腎自己具有代償功能,但筆者信任,做人的標準,內心的信念,才是代償功能的來源所在。

1984年趙瑞春當上了主管設備的副廠長,他提出了“設備是基礎”的理念,并锲而不舍的貫徹在工作中。他說,水泥廠的生產線即是由設備組合的,從石灰石開采到水泥出廠,是設備轉出來的,要是設備三天兩頭出事件,水泥廠談何生產?談營?談何效益?因此,他接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美满設備巡檢責任制度,并协议了設備大、中修責任書、設備檢修、試車檔案等規章制度。每次檢修,都要深入現場,不忽視任何一個環節。在試車過程中,他按照方案,指揮有序,精心安排,直至達到檢修標準,交給車間,并且隨叫隨到,“三鼓出診”是常有的事。他主管設備期間,1986年二號窯安详運轉454天,創全國同類窯型最高水平,不光增產1.57萬噸,節約檢修費用一十萬元。不能不說,這是他“設備是基礎”理念的結晶。

趙瑞春不甘愿過多的談本身,清癯的面目有些,帶著幾分困惑,幾分苦悶:也許,事物的發展變化是不以人的意愿為轉移的。以下的記錄,是筆者通過采訪他人,或從有關資料中擷取而得。在廠里,趙瑞春的“倔”是出了名的。所謂的倔,即是嚴于律己到了不講人情的地步。他任副廠長期間,分管設備、生產、勞動人事、基建、武裝保衛等工作。當時,妻子三班倒,二女兒在服務公司三產上班,他需動用點權力,讓她倆調換工作崗位乃輕而易舉之事,但他對“轨制”的遵守到了執著、執拗的地步,盡管這些“制度”在大多數官員的心目里不過是標簽化形式化的闡釋。老伴臨到退休還是三班倒,女兒還是在服務公司退的休。如许行事,要受家里人埋怨,他坦然:寧讓家人埋怨,不能讓員工埋怨。

谙习他的人都明白,他給自己定了條規矩:洽談工作請到辦公室,家中概不欢迎。他囑咐家人:吃人嘴短,拿人手軟,任何時候不能收禮。他要求下屬:文明做人,磊落管事,不吃請,不收禮,回扣要交公。在當今社會,這樣的戒律,早被腐敗之風吹到爪哇國里了,但他從不為之所惑,任爾東西南北風,我自不動,猶如在文革中從不參與派性斗爭一樣。他是個有底線的人,他更是個心中有數的明白人,干凈人。

當干部三十年,不知經過了多少次調動、分房、調資,但运用權力“打招呼”,是他最不屑于、不齒于干的事;廠領導上下班,根据規定是不妨坐專車的,他不坐,無論嚴冬伏暑,刮風下雨,總是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穿梭在人流中。每年的設備大檢修,是他忙碌、费力的時候,個把月見不著面,家里人司空見慣。而檢修后的獎金,他這位總指揮分文不受, 全都發給了一線檢修人員。 一身正氣, 兩袖清風, 物欲橫流之世, 尚余幾人許?

1996年,趙瑞春到了退休年齡, 服从有關政策,他可以干幾年,但他說:還是給別人騰位子吧!老馬不戀棧,準點退休了。一個漂亮的轉身,一個完美的句號。

一件件看似普通、中等的事情,歸攏到一齐,卻都像血液般地流淌在他八十二歲的生命里。趙瑞春的正派、正氣、,耀水廠的員工有目共睹,压服。他獲得了多個榮譽稱號:廠級先進、優秀黨員、全國建材行進管理者、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獲得國務院第一批当局格外津貼。

趙瑞春是幸運的,他得到了一個能够施展才能的舞臺;但他的性命有缺憾,如果單純以價值評判,他的付出沒有得到應的回報。這是一種具有人類學意義的家國命運的個人承擔狀態,宿命論的詮釋失之穿鑿,我們只能寄希望于時代的文明、開放。在與趙瑞春握手話別之時,筆者感觉,他在歲月中積淀的睿智,在內心中駐的善良,呈現、轉化為一種波瀾不驚的淡定,一種歷經滄桑的釋然。

此文登载在2019年第五期「中國水泥」雜志〈水泥人生〉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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